芭蕾舞和歌劇院：棘手的雙人舞

早在17世紀就已經是如此狀況了。1672年，在皇家舞蹈學院誕生11年後，國王路易十四創立了皇家音樂學院，並立即將舞者和芭蕾舞大師交由歌劇部門管轄。三個半世紀過去了，這狀況沒有太大的變化，據萊茵歌劇院芭蕾舞團藝術總監Bruno Bouché講述：「芭蕾舞總需要理由去證明自己應該存在。這涉及權力的問題。」 當財政限制對文化機構運作的影響越來越大時，這種階級制度會加劇舞蹈界潛在的恐懼，即永遠被視為附庸，而且是可拋棄的。

為了更清楚地了解情況，於1995年至2014年領導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Brigitte Lefèvre表示：「必須回歸本質。」 招聘規程是首個爭論點。在文化部負責舞蹈工作的Laurent Vinauger表示，即使是「地區國家歌劇院」，舞蹈總監的任命「也沒有明確的流程」。理論上，在理事會會議上代表國家的相關地區文化事務局必須被告知有職位空缺，並參與尋找且同意最終人選的過程。

但現實並非如此。據Vinauger所知，文化部「沒有參與」最近在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和里昂歌劇院芭蕾舞團的兩項高調任命的決策過程。而在圖盧茲的首都芭蕾舞團的情況，Vinauger不得不「堅持」在委員會中加入一名地區文化事務局的代表。至於僅與地方當局有聯繫的歌劇院，則在徵得機構總負責人同意的情況下由機構自行做決定，視當地情況決定哪一方更有發言權。現在也經常進行公開招聘，但這不是強制性要求。

在每個機構內部，歌劇和舞蹈之間的權力平衡很少有契約約束，通常完全依賴於潛規則。「『地區國家歌劇院』這個標籤常涉及製作和創作方面的許多任務，其中之一是與舞團合作，但定義非常寬泛。」波爾多歌劇院院長Emmanuel Hondré說道：「至於我們在舞蹈方面的目標，我們有義務每年至少表演三個節目，包括一部新作品；而歌劇則要有五個節目，其中一個是當代作品，並且要透過委託新作品來推動劇目發展。」
Vinauger表示，這個富有威望的標籤「與編舞的出現有關」，但他對法律框架「並不足以實現此目標」感到遺憾。雖然缺乏自己的舞團，洛林和蒙彼利埃歌劇院還是被授予這標籤，因為前者主辦了南錫國家編舞中心的作品，後者則是蒙彼利埃舞蹈節的其中一個資助單位。在Vinauger眼中，「有必要澄清舞蹈在其中的地位」。.

在波爾多，芭蕾舞團總監Éric Quilleré承認，他不清楚他的職位是否有任何官方的、書面描述的工作範圍，他表示他所依賴的是「現有的做法」。圖盧茲歌劇院的院長Christophe Ghristi也採用了類似做法。「計劃和預算是為了每年製作四部舞蹈作品而設計，但這個數字可以有變化，還有七部歌劇作品，芭蕾舞團有時會參與其中，例如今年九月即將上演的《Les Pêcheurs de Perles》。」 即將於8月卸任里昂歌劇院芭蕾舞團團長一職的Julie Guibert提到一個每三年更新一次的「慣例」，其規定芭蕾舞團除了重演以往的劇目外，還必須「每季演出兩部新作品，以及一部長篇的新作品，這些新作品可分別在幾個項目中演出。」 在米盧斯，萊茵歌劇院芭蕾舞團同時是一個國家編舞中心，根據總監Bouché的說法，這個中心「讓舞團與文化部有了直接聯繫。」

當涉及到由地方當局營運的歌劇院時，相關規則就更少了。尼斯芭蕾舞團的管理人Flavien Moglia表示，由Éric Vu-An領導的尼斯芭蕾舞團安排了數量相同的舞蹈和歌劇演出，每年四場。在阿維尼翁歌劇院，隨著新任劇院院長Frédéric Roles的加入以及編舞家Emilio Calcagno獲任命為舞蹈總監，舞蹈得到復興，煥發活力。Calcagno本季呈獻四部新作品，包括他自己創作的《D'un matin de printemps》、Édouard Hue的《Firebird》和Hervé Koubi的《Bolero》。最後，在梅斯，芭蕾舞團直接由歌劇院院長Paul-Ém Fourny負責。自2011年獲委任以來，Fourny的使命是把每一季從一個舞蹈節目增加到三個舞蹈節目。他說：「我們正在重新構建我們的劇目，加入一系列已在法國和國外巡演過的編舞家作品。」

雙方的領導人一致認為，歌劇院內的歌劇與舞蹈合作，主要由兩種藝術形式的代表人士之間的個人關係來推動，而這種關係可能是短暫的。但通常面臨的更大問題是預算。正如Lefèvre指出，控制分配給舞蹈的財政資源，決定了芭蕾舞總監是否能夠作出自己的藝術選擇並與足夠人數的舞者合作。這次調查的第二部分，將於下一期《CN D雜誌》中深入探討預算協商的本質，並闡述處理內部權力關係動態的責任再次落在個別領導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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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國家歌劇院

照片：© Pierre Planchenault